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

2019-06-15 21:04

在六届一中全会上,王昆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屈武、朱学范、裴昌会、钱昌照、郑洞国、吴茂荪、贾亦斌、侯镜如、孙越崎、赵祖康、徐起超、彭清源、李赣骝为副主席。选举出由7人组成的民革中央执行局,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吴茂荪任主任,贾亦斌任副主任。

在民革五届一中全会上,朱蕴山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王昆仑、陈此生、刘斐、屈武、朱学范、裴昌会、李世璋、刘仲容、钱昌照、郑洞国、甘祠森、吴茂荪、贾亦斌当选为副主席,甘祠森为秘书长,王昆仑等41人当选为常务委员。

邓小平的这篇重要讲话,对民主党派是极大的鼓舞,在民革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认真学习和领会讲话的科学论断和精神实质,心中掀起激动欢乐之情。摘掉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顿觉心明眼亮,思想开朗。一扫思想上长期的困扰和疑虑,对新时期民革的性质、地位、任务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为民革五大决定工作重点转移,开创新的工作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鉴于民革五大以来,我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革工作也有了重大的发展,开创新局面的任务已经提上日程,民革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前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朱学范在报告中指出,根据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统一战线的变化发展,上届代表大会制定的章程中的一些内容,已不能适应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要求,特别是关于民革的性质和任务,有必要作适当的修改。他强调,民革“今后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革命形势之下,面临新的任务和问题,真诚接受党的领导,就更为重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对中国共产党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而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邓小平指出,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民革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十二大精神指引下,决定为实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服务,成为开创民革工作新局面的又一次动员大会。这标志着民革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经过四年的努力,在指导思想上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完成了工作重点的转移。由于执行了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以促进祖国统一为重点的工作方针,开辟了新的领域,民革的工作得到全面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在谈到民主党派的性质时,邓小平说:“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时刻,为了进一步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1979年6月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民革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民革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一个新的起点。它标志着民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从多年“左”的思想影响下解脱出来,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服务中来。从此,民革的工作同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历史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同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任务即发展社会生产力挂上钩。这样,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党员和所联系人士的爱国热忱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民革工作突破了多年来狭窄的框框,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面向社会,多方面探索新的路子,开辟新的领域,走向了为四化服务的广阔天地。

民革全国工作会议,是民革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它对于全党进一步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执行“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以促进祖国统一为重点”的工作方针,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工作方针,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民革自身特点的产物。此后,民革的工作更加活跃、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

会议的主要成就是,再次强调了“为四化服务是民革的中心任务”,并首次明确提出促进祖国统一“是民革组织的重点工作”。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大会不仅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而且强调了爱国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大会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及其他党外朋友的合作关系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16字方针。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实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正确处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1957年以后,统一战线出现了曲折,“文革”期间民主党派被迫停止活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名存实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的统战工作恢复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胡耀邦在1981年底至1982年初召开的第15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提出,我们的同志要“同一切党外人士交朋友,并且从泛泛之交变成真朋友,进而达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这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8个字的首次提出。中共十二大报告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8字方针扩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16字方针。这个16字方针作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及其他爱国人士长期合作共事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发展。

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开幕词。这篇重要讲话,以其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的精辟分析和对新时期统一战线、人民政协性质、任务的全面阐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

邓小平还指出,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决议》将过去的“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提法正式改为“爱国的统一战线”,强调“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这一提法表明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有利于把一切有爱国心的人们团结在统一战线之内,以促进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和祖国的大统一,顺利地发展我国的四化建设。

全会正确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了新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重申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认为,现在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着手大大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全会十分重视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提出了一系列振兴农业的政策措施。这就为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全会总结了过去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并作出相应的明确规定;要求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实行集体领导,保障党员有权在党内对上级直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意见和批评;决定建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以维护和执行党规党法,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邓小平指出,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已停止13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部分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现在,他们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实行工作重点转移以后,民革的面貌为之一新。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以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姿态,积极开展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各级组织在协助中国共产党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推动党员及所联系人士投身四化建设,开展各种社会服务活动,扩大对“三胞”的联系和对台宣传,加强组织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可喜的成绩。为了及时总结工作,交流经验,提高认识,进一步解放思想,将各项工作推向前进,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民革中央于1980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

大会总结了4年工作的三条主要经验:(一)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二)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民革的实际出发,制定了切实有效的具体工作方针。(三)发挥民革组织的作用,把成员中的积极因素和潜在力量调动并组织起来,集中到为四化服务和统一祖国的工作中去。

全会强调,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民主与法制的轨道健康前进。全会讨论了中共历史上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认为解决好“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在此之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而努力,是非常必要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共产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信。

王昆仑在大会上致开幕词,朱蕴山作《团结起来,为实现四化和祖国统一的伟大任务而奋斗》的报告,朱学范作关于修改民革章程的报告。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新中国成立30年中,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农民已经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全会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指导思想,坚决批判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就从根本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克服多年来的“左”的指导思想,恢复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按正确方向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全会还指出,必须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邓小平说:“上述各个方面的变化表明,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他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民革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距上一次代表大会21年之后,在北京隆重举行。代表们欢聚一堂,共议民革工作大计,情绪高昂,场面十分热烈。大会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精神为指导,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准则,根据新时期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和作用,结合民革的特点,提出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充分调动党员和所联系人士的积极性,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活动,踊跃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政治基础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和政治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过去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转变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努力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服务。在这个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的政治基础上,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之间是志同道合的诤友和战友,为了实现共同奋斗的目标,必然结成“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无间的诚挚关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多沟通,同他们真诚合作共事;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竭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心同德,全心全意,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这一方针的提出和坚持实行,对民革工作的蓬勃开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发挥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1981年4月,民革中央主席朱蕴山在北京逝世。同年12月,民革五届二中全会选举王昆仑为中央主席。

民革五大以后,各地方组织也先后召开了代表大会,决定了工作重点的转移,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

大会通过的民革新章程,突出了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把中共十二大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写进了总纲部分。在总纲中继续强调了民革的工作中心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工作重点是促进祖国统一。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整个国家处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思想、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面临着全面拨乱反正的迫切任务。这一时期,民革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一道,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活动和工作。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时间里,由于“左”的思想继续存在,特别是在“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影响下,拨乱反正的工作受到严重的阻碍。1978年5月11日,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打破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局面,解除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供了思想准备。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王震、韦国清、乌兰夫、邓颖超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代表。当晚,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宴会,招待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代表。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是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同我们党有过长期合作、共同战斗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已成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我们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可忽视的作用”。他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党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我们热诚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邓小平的重要讲话,给了民革同志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从而更加坚定了大家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决心和信心。

朱蕴山在报告中着重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民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个中心上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全体成员及所联系人士的积极性,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努力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服务”。他提出民革今后的几项主要工作是:(一)推动成员及所联系社会人士,发挥自己的专长和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努力做好岗位工作和其他工作;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各方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二)充分发挥民革的作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引下,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安定团结,共同搞好国家大事。(四)推动和帮助成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时事政治,结合为四化服务的实践,继续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五)坚决拥护我国的外交路线,积极参加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工作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为:第一,全党在指导思想上实现全面拨乱反正,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宣布国内社会阶级状况和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二,作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统一战线工作由过去主要为社会主义改造和阶级斗争服务,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第三,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方针,用“一国两制”的新构想,实现祖国大陆和台湾、港澳的和平统一。

1983年12月,民革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王昆仑致开幕词,屈武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从民革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4年,是拨乱反正、胜利前进的4年。是民革全体党员为国家建设服务力量最集中、心情最舒畅的4年。4年来的历程生动表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性转变,爱国统一战线的大好形势,给民革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现在是民革历史上最好时期之一。民革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一)在政治上同中国共产党的一致性空前增强,使民革为实现新时期历史任务而进行的努力,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发挥了更大的主动性;(二)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民革工作不仅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开拓了新的领域;(三)民革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成员平均年龄明显下降,新的骨干力量迅速成长,为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创造了条件;(四)党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爱国报国的热情和社会主义积极性正在化为致力于四化建设和统一祖国的实际行动。

这次会议对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决议中提出的“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各团体,都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平等的权利,都有权在政治上、组织上对自己的问题作出决定,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的方针进行了学习和讨论。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重申这一方针,对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调动民主党派的积极性,更好地为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服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邓小平又指出,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要发扬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传统,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帮助各方面的人士和群众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共同基础上不断增强团结,取得新的进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讲话,一扫民革组织的沉闷空气和党员的压抑心情,思想得到大解放,逐步摆脱了“左”的束缚。走上正确的轨道。广大党员认识趋于统一,情绪振奋,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空前高涨,光荣感和责任感显著增强。他们普遍表示,要加倍努力,尽量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损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民革的各项工作出现生机盎然的新气象。在这种情况下,召开民革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新时期民革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把广大党员进一步组织、动员起来,投入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是极为必要的。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章程》和大会决议。新《章程》根据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总纲”中对民革的性质作了新的阐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现在已经成为它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章程》规定民革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全体成员及所联系人士的积极性,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争取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